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擺脫癥狀解依賴尋求根本解

王艷軍

【摘要】近十幾年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雜音，在醫療、教育等領域的改革中，出現了一些反復。究其原因，在于長期以來一些領域的改革滿足于治標不治本的癥狀解，而沒有找到標本兼治的根本解。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形式、越來越錯綜復雜的局面，很多領域的改革絕對不能繼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癥狀解，治標不治本，而必須積極尋找根本解，從根子上解決產生問題的根源，惟其如此才能做到標本兼治。

【關鍵詞】癥狀解；根本解；改革開放

“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十幾年前李昌平的一番話言猶在耳，他所擔心的問題也一直被當作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農村落后的問題顯然還沒有得到扭轉的趨勢，城鄉差距的擴大的趨勢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啟動內需、擴大內需的要求提了十幾年，國民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外貿拉動的經濟結構始終沒有得到改變；核心城市以至于一些二三線城市的房價高企，很多人在外打拼一輩子也解決不了自己的住房問題，特大城市個個成了堵城，與此同時人們還是拼命地往城市擠特別是往大城市特大城市去擠；全國各地的維穩經費不斷攀升，已然超過了國防支出成了第一大政府支出，但是總體的穩定局面依然不容樂觀；醫療改革十幾年，群眾卻越來越感覺看病難、看病貴；即便是取消了很多地方的駐京辦，卻還是堵不住越來越嚴重的“跑步進京”……一系列的問題給人的感覺似乎是我們黨已經費盡了周折，卻還是擺脫不了問題越解決越多的宿命，只能疲于應付。與此同時，我們黨內卻越來越呈現出政令不暢通的問題，以至于在十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中，中央要鄭重提出“嚴守黨的紀律特別是政治紀律，保證中央政令暢通。健全對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執行情況定期檢查和專項督查制度、紀律保障機制，堅決糾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現象�！雹僭邳h的中央全會上提出這個問題，可見我們現在黨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已經比較嚴重。但是從這次的中央決議文件里可以看出，中央還是沒有找到病根。病根在于我們的黨內民主做的不夠，在黨內建設與運轉中堅持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思路，中央管的東西太多、太泛、太濫。導致中央顧此失彼，基層無所適從，一開始只是敷衍中央的不符合自身現實的決策，后來太多了，敷衍中央成了習慣，在什么樣的中央決策上敷衍，都不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在這個問題上，中央顯然還沒有找到根本解，而只能求助于癥狀解。根本解, 關鍵在于明確區分中央與地方各級黨政的權利界限，并在此基礎上做實以競選制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民主。所謂的定期檢查之類的東西，都只能是癥狀解。

癥狀解的取得固然能夠讓我們暫時緩解壓力，但是如果遲遲找不到根本解，不能從病根上解決問題，那么最終必然在癥狀解看似臨時解決了一個問題卻實際上導致了更多的問題的惡性循環中被拖累的筋疲力盡，心力交瘁。譬如，在我國的行政訴訟中，抽象行政行為不能被起訴。而稍具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相對于具體的行政行為，抽象行政行為更具有根本性，影響也更大！如果把司法權力僅僅限定在具體行政行為上，而斷絕了司法權力對行政行為中以“違憲違法”式的規章、地方法規制度等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抽象行政行為進行規范與清理的途徑，那就是在依法治國上舍本逐末、避重就輕，就是典型的依賴癥狀解而忽視根本解的做法。畢竟，依法治國最關鍵的正是依法行政，如果這一點不突破，我們的依法治國戰略就永遠只能是空談。因此，我們必須擺脫癥狀解依賴，積極尋求根本解。而一旦我們去認真尋求了根本解，就會發現其實很多看似無關的問題與矛盾，最終都與一些根本問題有關系。

一方面，農村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基層留不住人才，特別是黨政部門留不住人才。維穩的壓力在于基層化解不了那么多社會矛盾，而基層化解不了這些矛盾，很大一方面原因也在于基層缺乏高素質的干部，基層留不住人才有很大的一方面原因就是基層沒有好的待遇，基層政府本身沒有與之匹配的財力�；鶎記]有足夠的財力，很大一部分原因又在于我們“中央拿大頭，而中央又按照部門層層下撥”的財稅體制；大城市的擁堵，以及畸高的房價，又主要是由于中央的財政投入更傾向于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小城市小鄉村沒有得到中央財政的那么多投入，沒有很好的基礎社設施，因而人們為了爭取更好地基礎設施以及附著其上的發展機會而更多的往大城市去擠。農村沒有好高素質干部，發展不起來，內需就不可能真正拉動起來，內需拉動不起來，國民經濟結構就不可能改變嚴重依賴外貿的畸形危險結構。諸多問題不一而足，但最終都指向了一個方向——我們的體制與機制。主要表現在這幾個方面——第一，中央與省市過多集權，導致基層黨政、下級黨政“缺權”；第二，人事政策上，中央省市汲取了幾乎全部優秀人才，導致基層“缺才”；第三，財稅政策上，“中央拿大頭而后分部門層層下撥”的體制，導致地方、基層“缺財”。因此我們就需要像十七屆中央全會的決議中提到的那樣“突出重點，突破難點”，②下大力氣去解決這些根本問題，而不是始終糾纏于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及其癥狀解不能自拔。

一級政權內部應當集權，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應該分權。在民主基礎之上的，一級政府（黨委）內部的集權，更能體現效率，因此應當鼓勵一級政府內部的集權。但是應當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央政府在全國范圍內把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中央政府自身又被肢解解為幾乎獨立的一個個部門。我們推崇一級政府自身在民選基礎上的行政事務內部集權，但是反對在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的權力集中于上級！在社會領域里，社保、戶籍、教育領域可以適當集權，國家實行統一標準，不能允許特權橫生。在經濟領域里，政策 上，應當集權，所有的標準一視同仁，政策上不應當有特權戶。在行動上應當徹底分權放權，經濟活動政府不應當直接參與。

打破中央拿大頭，由中央按部委分配財政資源的財政體制。地方政府承擔了地方的大多數公共支出，這些都需要財政收入來保證�，F在是既要做事，又不給錢。那么地方只有盡可能多的從別的地方弄錢了。現在財政分配的體制中，中央拿大頭，而中央對財政收入的分配又是以部門為單位對下進行施舍式的“項目資金申請制”。這就是地方干部需要“跑步進京”的禍根。財政收入應該保證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作為一級政府的完整性。要讓他有足夠的財政實力來履行自己起碼的政府職能。現在這種中央拿大頭、中央又主要按部委分配財政資源的財政體制必須打破。

要從制度上真正讓人才愿意留在基層而不是只把基層當做權宜之計，就必須改變一個實際存在的既定假設——中央機關的一般工作人員就該比基層同級別但是實際是領導干部的工作人員待遇好，提拔機會多。反觀目前，無論是杜絕“三門”干部的提出，還是近期堅持和完善從基層一線選拔公務員的制度的提出，其思維都沒有擺脫一個前提假設——中央以及省級的公務員就該比基層的公務員享受更好的待遇。如果不擺脫這個思維局限，那么我們目前中央省市從基層吸納優秀人才，導致中央部委里“人才因擁擠而浪費”但是基層則因為“人才奇缺而誤事”的尷尬現狀就不可能結束；只要這種邏輯不變，那么我們的基層留不住優秀人才，基層干部在基層所存的“過客心態”，就一切都不會變。那么我們的基層——真正面對更多人民群眾的黨政干部就永遠都只能是那些在競爭中被優秀者淘汰的干部。

目前我們的綜合薪酬設計，使得越是落后和偏遠的地區越是留不住人才，進而越是走向更加落后。而且薪酬之外的東西，比如發展前景等等也大大劣于發達地方。這就需要我們真正改革——從我們的干部待遇入手進行調整，實行選舉制干部和任命制干部的分類計酬——民選的鄉鎮長應該保證其基本薪酬高于那些任命制的省市廳局長之類的職能部門干部，而那些任命制干部的薪酬也就應當僅僅是比當地平均收入略高一點；從干部人事制度入手使其發展前景，特別是被提拔重用的機會切實高于任命制的干部。同時保證越往基層干部的待遇越好，保證所有下級黨政機關的同一級別的干部薪水待遇等等都不低于上級同一級別的干部待遇。惟其如此，才可能在基層留住高素質的干部隊伍。打造優質的基層干部隊伍，光靠干部自身的覺悟不行，必須得給與優秀人才相匹配的優秀待遇。

總之，癥狀解的取得僅僅是在你頭疼時讓你吃止疼藥，目的是讓你暫時不疼，不至于頭疼致死。但是根本解才是除病根的關鍵，只有根本解，才能保證你頭痛的癥狀本身會慢慢消失，而不是隨時都可能再次來襲。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學會擺脫癥狀解，而積極尋找根本解，并下決心在根本解上動真格。

注釋：

①②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Z]. 2009 年9 月18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

作者簡介：王艷軍（1984-）男，漢族，河南靈寶人，鐵道警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