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　公民道德建設　綜述

　　論文摘要：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提倡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增強我國公民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提高他們對傳統文化的鑒賞能力和文化素質，是當前的一項迫切任務。學界對其進行了廣泛探討，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擬對我國的傳統文化資源對公民道德建設的價值、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的方式方法、傳承文化的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可能的應對策略等作一簡要梳理，以促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中國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集儒、道、墨、法、釋等文化精華為一體，蘊含著豐富的寶藏。從儒家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治國之道到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從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人與人的相處之道到法家“以法治國”以及釋家的“大慈大悲”對人性的關懷，無不閃耀著智慧的光芒，體現著中華民族的至誠的精神與信念。這種文化在歷史上曾推動中國社會的繁榮發展，對整個世界文化發展也有過重大的影響。這些優秀的文化歷經幾千年的風風雨雨，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文化傳統，至今仍影響著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是我們進行公民道德教育有源頭活水。
　　近年來，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研究碩果累累，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蔚為壯觀，然而關于中國的傳統文化資源與公民道德教育之間的關系、傳統文化對公民道德教育的作用、公民道德教育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研究都不多，而且這些為數不多的研究，也只是泛泛而談，有待進一步深入。
　　很多學者都認同以下觀點，即“倫理道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最突出的貢獻之一�！眰惱淼赖率菍ι鐣�生活秩序和個體生命秩序的深層設計，是公民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都著書立說，呼吁重新審視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內容豐富，東南大學的樊和平教授把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歸納為仁愛孝悌、謙和好禮、誠信知報、精忠愛國，克己奉公、修己慎獨、見利思義、勤儉廉正、篤實寬厚和勇毅力行等十大美德，認為它是形成崇高的民族精神，建立具有豐富內涵的民族道德人格的重要保證。中國人民大學的吳潛濤教授把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歸納為愛國主義、團結統一、愛好和平、自強不息、人際和諧、追求崇高、以德治國、艱苦奮斗等傳統，主張大力繼承和發揚。[2]
　　很多學者都主張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民族發展的機遇和挑戰同時存在的新形勢下，堅持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入發掘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道德傳統，對于我們加強社會主義公民道德建設、增強民族凝聚力和競爭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3]
　　傳統道德教育以人性論為邏輯出發點和教育前提，是古代先哲對道德教育規律的探索，富有深刻的道德理性內涵，從發展的角度看，這正是傳統道德教育與公民道德教育一脈相承的原因與關鍵所在。
　　比如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恪”[4]的思想，在于強調道德教育對理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另外孔子講性相近，習相遠；孟子講人性本善、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雖講人性本惡，但強調“善者偽也”，認為人的善行和善良品德是可以后天習得的。從表面上看，孔子、孟子、荀子對人性的看法存在著差異，但實質上在對待人性與人的善良品德關系問題上殊途同歸，都十分強調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認為人性是可以教化、可以塑造的。
　　關于如何對個體人進行人格培養問題，也能從傳統文化中吸取養份。有學者認為：對“善”的追求是中國傳統道德對個體生命價值和歸宿的最終確認，也是作為個體的人不斷尋求道德理性成熟的過程。現代公民人格的培養同樣不能脫離人性的基礎，要結合個體的道德需要，使人格教育出于自然而又歸于自然。這就要關注公民的多種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尊重他們的個人利益和個性特征。提出應該從教育規律、認識規律、身心發展規律出發，通過交流溝通，了解他們的道德需求，促進知、情、意、行的和諧發展，實現社會道德要求與個體道德需要的有機結合，并在此基礎上逐步提高教育要求的層次。[5]
　　學者們還從良好的社會環境對公民道德建設的作用以及個人自我修養對造就公民高尚人格的作用進行了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狈仟毥z有染，人亦有染。說明道德教育的環境直接關系到每一個公民的道德素質和本性，也關系到整個社會的風貌和國家的命運。[6]公民道德建設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它同其它社會活動一樣，都是在一定的環境中進行的，其價值和功能的實現程度受到環境的制約。因此公民道德建設環境是構成公民道德建設過程的要素之一。

傳統文化中“以法治國”法家思想，對我國的公民道德教育也有著指導作用。人性的二重性告訴我們，人是動物，又不是動物。人的自然屬性反映的就是所有動物所具有的生物本能，而人的社會屬性體現出來的人的“本質”取決于后天的教化，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通過自我認知和環境教化而賦予自己的作為“人”的存在的內在規定性。然而人的動物性決定了人不會主動棄惡從善，所以需要用法律來約束其行為。[7]
　　首都師范大學的王淑芹教授的《論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機制》、衛建國在《公民道德建設要注重實效》都提出，基于我國處于市場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實情以及當下公民道德素質參差不齊、行為自律意識還不強、特別是現代社會人員流動頻繁，交往范圍廣，公共生活領域不斷擴大，相互之間的監督變得越來越困難的現狀，提出在進行慎獨教育的同時，特別需要加強外部管理，要把道德教育和社會管理結合起來，對公民的道德進行養成和訓練，以提高道德建設的實效。[8] [9]

　道德教育是對人美好情感的激發和培養�？鬃诱f：“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就是說受教育者只有把追求道德完善的視為快樂之事時，才能自覺自愿地去追求自我完善。我們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也應當把情感教育作為重要的方式方法，使人通過情感體驗來形成相應的道德理想、價值觀念，產生對人生終極價值的關懷，自覺主動地把道德認識轉化為道德行為。

　　傳統道德教育注重“知行統一”，認為道德認知對道德行為起著理性指導的作用，而道德行為則是道德認知的最終體現和實踐，主張通過道德實踐活動，實施養成教育。這對我們的公民道德教育同樣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我們應該鼓勵受教育者積極參與道德實踐活動，隨著實踐的過程中受教育者發揮自主性、獨立性，人格素質就會得到相應的提高，從而實現現代公民人格培育的真正目的。
　　不少國內專家學者對學校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大多數國家都非常重視在學校里進行的公民教育，主張用普世的、合乎現代社會要求的行為規范教育學生，讓學生走出校門之前普遍接受公民道德的培養，成為合格的國家公民。因為學校有著社會上所缺乏的教學資源優勢、時間優勢，學校里不但可以開展直接的公民教育課程，而且還可以依靠多種學科和活動，發揮其間接教育的作用。另外學生正處于學習成長過程中，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這時候如果能把優秀的為人處事規范和原則傳授給他們，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
　　有學者對我國公民道德水平低下的現狀和原因作了簡要的分析，認為是中國3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對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對人們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使人們的道德價值取向呈現多元化趨勢，道德選擇上出現困惑、社會道德心理失衡。[10]
　　關于把傳統德育運用到公民教育之中，有學者提出了德育目標問題，認為公民教育必然是主體性教育， 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 而且是區別于“圣人教育”的“平民教育”。對我國公民道德教育目標定位太高，缺乏對不同層次公民的水平、能力分析等現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1]王穎在《當代中國公民教育歷史性復興的現實反思》中強調培育公民應該以公民擁有獨立的人格為前提，避免傳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封建臣民觀念對公民民主自由的影響。[12]
　　相對大陸而言，臺灣對教育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問題研究比較系統、集中，最有影響的人物當屬田培林先生。臺中師院王財貴教授發起的“兒童讀經運動”也是學者針對傳統文化教育所做的貢獻，讓孩子從小養成溫良恭讓，品行端正的習慣。
　　總的說來，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公民教育成為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但至今為止，對公民教育的許多基本問題，理論界并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從實踐上講，公民教育在我國開展得也很不夠。特別是有關如何把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運用到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不多，相關研究多限于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繼承，發揚與光大以及公民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如何把兩者相結合，結合過程中可能出現些什么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等缺少有力的研究。這種情況既同我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要求不相適應，同時也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所以，從理論和實踐方面深化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很有必要。以上研究為進一步研究探索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