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崇圣尊經是中國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歷史現象，一切學問，包括文學、史學、哲學、語言文字學等等都與經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本文描述了漢唐時期經學的建立以及經學對古代中國教育的深遠影響。 
關鍵詞：漢唐經學；崇圣尊經；崇儒立學；經學教育 
        一、經學產生的歷史背景 
        經學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文化、學術和思想現象。 “經”的原始意義是直線。與它相對的是緯，即橫線、旁支。故《左傳》說，“經天緯地，天之經，地之緯，民之行”。漢代儒學有經書，又有緯書，緯書是發揮經義的，把經的意思從義理上加以擴展。經字，又有道路的含義，還有常的意思，故用“經”字來形容一種學，是說這門學問、學術所講的道具有普遍永恒的意義與指南、道路的性質，是必須用以作為思想與生活的指導的。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是由當時政治、經濟上的割據分裂造成的。而社會、政治、經濟的統一，必然要求文化和學術的統一。因此，儒術獨尊，建立經學，是統一的，也是客觀歷史要求的反映與表現，它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所以儒學被奉為獨尊，是經過了歷史的選擇的。 
        漢武帝時期，因社會政治經濟等條件和思想學術領域的各種條件逐漸成熟，武帝開始建構適應封建大一統思想體系，于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置五經博士”，同時于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于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置五經博士”儒學開始被逐漸定于一尊，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說。從此儒學獨尊，《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為神圣的法定經典，也成為廣大讀書人必讀的經典儒家經學的獨尊地位一旦確立，它就與漢代的現實政治發生千絲萬縷的關聯，其影響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根本作用在于，以六經和儒學來統一全社會的思想，用思想統一來維護政治統一。 
        二、漢唐經學對其教育的影響 
        1.漢代經學影響下的教育體制形成的歷史背景。 
        春秋時代，孔子首開私家講學之風，他終生誨人不倦，有教無類，前后受教的弟子達三千之眾。因為孔子一生的社會活動主要在教育，儒家的六經據說就是他編訂的教科書。自漢代以來，歷代統治者也都非常重視興教力學，一方面固然是培養統治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移風化俗的的需要，即所謂教化，教而化之，“天下歸心”。所以，教育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政治中也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漢儒編輯的《禮記?學記》篇中即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說：“能為師然后能為長，能為長然后能為君”，教育居然成了頭等重大的事情，所以，“天地君親師”，“師嚴道尊”一類尊師重教的說法也就出現了，原來是把教育當成了專制政治的工具。 
        漢武帝詔求賢良，今文經學家董仲舒出對策。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提出了三大建議：興太學、重選舉、獨尊儒術�！稘h書?董仲舒傳》說：“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迸d太學的目地在于“養士”，重選舉的目的在于“求賢”，而獨尊儒術的目的在于統一“養士”與“求賢”的政治標準，這樣大一統的政治所需要的治國平天下的人才也就源源不斷了。 
        2.漢代經學教育體制的建立及其影響。 
        建立：經學主要是通過教育（官學或私學）來傳授與傳播的。元朔五年，漢武帝創立太學（全國最高學府）把朝廷中原有的諸子傳記博士全部罷免，專置《詩》、《書》、《禮》、《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經典的博士，以培養造就通經致世的儒學之士，同時建立選拔官吏的察舉制度，讓“經明行修”，“孝悌力行”的人仕進為官。 
        影響：在太學之外，各郡縣的地方學校紛紛建立，構成了一個從中央到地方普及全國的學校教育系統。太學與郡國學校是官學，還有經師自己開辦的私學。漢代的私學也相當發達，不亞于官學。官學加上私學，那可真可以說是盛況空前了。 
據班固《東都賦》記載：“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 
        因此，不管是官學還是私學其教學內容也是統一的，即經學教育，統一的教材就是五經。這也就可以說，漢武帝時就已經確立了中國古代“崇儒立法”的基本格局。 
        3.唐代經學教育體制的建立及其影響。 
        建立：唐代的學校教育系統更為完備。唐高祖時初定天下，就“頗好儒臣”，除設立儒學外，又下詔于國子監（當時最高教育機關，相當于現在的教育部）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并廣求他們的后代賜以爵位與封土。唐太宗時，在中央教育機關國子監下，分設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律學等六所全國性的學校，并大征天下儒士為學官。 
        影響：唐太宗即位時，尤為“銳意經術”，說：“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禮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必懹^二年，罷周公祠，以孔子為先圣，顏回為先師，又詔以歷代經學大師，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戴圣、馬融、鄭玄、王弼等二十一人配享寺廟。到了唐玄宗時，又追封孔子為文宣王，把孔子捧上了帝王之位。不但如此，唐玄宗還親自注釋《孝經》，頒與學官，其崇圣尊經，真可謂是達到了極點。

唐代這種崇儒立學的風氣，也影響到了當時的鄰國。如日本的學制就大受其影響。不僅如此，朝鮮學校所讀的書也是五經之類。甚至還有學生不遠萬里來中國參加科舉考試。因此，儒家文化也廣泛傳播到了東南亞各國，在當時就形成了所謂的“儒家文化圈”。 
        三、擴展 
        宋代進一步完善了學校與科舉制度。把經學教育與科舉取士的內容進一步的統一了起來。到了五代時期，在官學之外，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教育組織，書院。書院在宋朝尤為興盛，出現了白鹿書院、岳麓書院、應天書院、嵩陽書院等“四大書院”。而到了明清兩代的學校制度就更為完備系統化，經學教育也更為普及。朱元璋自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清人入關后，也繼承“崇圣尊經”的漢文化傳統，把經學教育列為首要任務。 
        四、結語 
        “崇儒立學”是歷代統治者奉行不渝的文教政策，是中國兩千年教育的傳統。歷代統治者提倡大辦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普及經學教育，達到教化萬民的政治目的，從而也就為國家培養出了統治管理國家的政治人才。所以，它與政治是緊密聯系的，甚至可以說是“政教合一”。然而“政教合一”的傳統，使中國歷代的教育喪失了獨立性，帶有極端功利主義的色彩。當然，經學教育也不排斥知識教育，六經和十三經中本來就含有許多天文、地理、人事等許多自然知識與政治、歷史、經濟、哲學、文學等人文知識，這也都是經學教育的內容。但相比之下，自然科學知識的教育卻遠不能與道德的教育相提并論。 
        總之，在中國歷代，經學教育是本，是歷代學校教學的主要內容，而知識教育是附，并不被當時的社會所看重。因此，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落后，學校教育的陳腐，甚至于造成了整個中國的封閉保守，都跟以經取士的科舉制度有直接的關系。直到近代戊戌變法維新，科舉制度廢除，學校教育注重以教授科學技術等專業知識為內容的新式學校才普遍建立起來。自此，才使中國的學校教育走入一個新的時代。